五十多年前，在肃宁县城苗街村南（现村委会附近）的一个高坡上，曾有一座秦家坟。坟堑内，荒草丛生，虫鸟啾唧。许多棵生长茂盛的枣树、槐树等枝杈交错，似要故意掩盖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坟场的北部留有两座青砖古墓（俗称活坟），一东一西并排。坟楦呈圆形，下大上小，底部直径约3米，顶端有1.5米左右天口，墓底南端有一封死拱形小门。传说，这是两座活坟，那拱形小门里，是未亡者曾经的居所，顶端的天口是子女每日送饭或与父母说话之处。 秦家坟何以了得，当地祖辈有民谣曰：大水淹了秦家坟，全县没有人。可见秦家坟位置之高。证明秦家坟位置高的还有其周围的土质结构，历经沧桑水患，这里的土壤仍是立层土，像黄土高原的山脉一样，没有支撑力，一锨下去，刀劈一样直。如此说来，开天辟地后，秦家坟选址之初，苗街村南一带还是蛮荒之地，尚未遭到人为破坏。秦氏子女高瞻远瞩，把父母的两座活坟设置在龙腾凤舞高台，遥望全县，天灾无忧，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叹。
迄今为止，肃宁县还没有听说其他地方也有“活坟”的传闻，究其原因可能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冀中一带实行活坟制度时，受生活熬煎或战事频繁所限，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普遍很低，勉强能活到60岁以上的人凤毛麟角；二是元代的肃宁县境，河洼纵横，水患无穷，十分难寻一个适合修筑活坟的去处，即便修了也如一个水窖，根本不能寄养老人；三是当年的肃宁秦氏族人生活较为殷实，否则，不可能有足够财力在肃宁的最高处动土，为老人建筑这样一座地下青砖“住所”。
据资料记载，活坟的存史年代只有不到一百年。活坟又称“生藏墓”，山西部分农村叫“砖打墓”，陕西一带叫“花甲墓”，鄂西北叫“寄死窑”、“自死窑”，山东胶东半岛叫“模子坟”或“丘子坟”，叫法最广的就是河北冀中一带的“活人墓”或“活坟”了。
传说，古代朝廷曾作规定，人到六十岁时，为了节省粮食，必须被送到一个预先在野地里造好的墓里，由儿女逐日送饭，那里便是老人过完余生的最后居所。如果儿女孝顺，坚持多送几个月饭，就能够多活一些时日，如果儿女不孝，那就只能饿死在里边。花甲老人死后，随即把吊饭罐的天口用砖封死，然后用土掩埋。
还有一种传说，老人被送到墓里后，子女每送一次饭，必须在墓门上垒一个砖，直至墓门被全部堵牢，尔后，墓里的老人不是被饿死便是活活憋死。
上述朝廷规定究竟始于何代？笔者在网上兜了无数圈子也没找到答案。后发现一篇署名张剑飞关于《六十花甲墓的传说之谜》的文章，其作者经过分析后认为：“从已发掘的古墓文物看，无一不指向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因为，“1974年，莱州（山东）市东宋村的一座‘丘子坟’中出土了两件元代的青花玉壶春瓶。山西岚县出土的花甲墓内，墓志铭清晰记载：此葬始造于大元大德三年，后重葬于明万历四十三年。”
笔者认为，为生者建造“活坟”始于元代是较为可信的，因为，元代是我国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战乱频发的时代。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六十岁以上就会丧失创造财富的能力，这很可能就是元初统治者裁减开支的一条强制性政策出台的初始创意。于是，绝大部分蒙古族占据的中原地带，作为三等公民的汉民族，长期受到歧视与压迫，无奈之下便首当其冲执行了这种特殊的墓葬制式，直至延续到明朝初期慢慢废止。
这样看来，苗街村南的两座活坟建造年代应上推至700年至800年之间。遗憾的是墓中无铭，秦氏家谱无考，因此难以断定它的确切建造年代。
这项政策废止的缘由还有一种传说：有一年，一西域使者为国王呈送了一头如鼠模样却如大象般高大的怪物，扬言让国王在指定的时日内认出此怪并能降服，否则就要派兵侵占他的国家。国王十分发愁，便将降服怪物的重任指定给了一位大臣。夜里，这位大臣为活坟中的父亲送饭时，不得已将心中愁事告知。不料父亲听后却呵呵一笑，对儿子说：吾儿不必发愁，此怪是只老鼠精。你可在衣袖筒中藏只猫，鼠精看见猫便会吓得原形毕露。果然，第二天大臣用猫将怪物吓的屁滚尿流。国王大喜，在隆重嘉奖大臣时，便问他怎么知道的用猫之计。大臣便将原委如实禀告了国王。国王听后不禁仰天长叹:“想不到人老后还有如此奇用！”情激之下速传圣旨,即刻废除了“不准六十岁以上老人再存活”的法令。
各类记载很多，但笔者分析，把废止这项政策的功劳归属明始祖朱元璋较为合理。因为，大明推翻元朝后，讲求孝道的汉族人重新执政，随之将这项歧视汉族人的政策迅速废止是理所当然的。
元代虽只存在了97年，但由于执政强硬，民分优劣，因此对冀中一带的风俗影响延续至今，如“八月十五（吃月饼）杀家鞑子”，河北留善寺乡的“达子（鞑子）房”村，平民百姓家中的“迎门柜”（又称老爷柜，鞑子睡觉的地方）等习俗或传说依然在肃宁流传。
（来自：肃宁周报 文：郭九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