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儿童，牵着时光的衣襟，一路走到中年的时候，积存在脑海里的记忆可谓多矣！这些记忆中，有温馨甜蜜的，也有痛苦愁烦的；有清晰完整的，也有模糊零乱的。这里追述几段孩提时代残存的似真似幻的模糊经历，不为别的，只为回味一下远去的童趣。
看电影
第一次看电影时，我确切的年龄记不得了。大概三岁多的样子吧。
记得是个秋季，生产队的麦子刚刚种上。那天傍晚，父亲扛着刮畦垄的刮耙从地里下工回来，兴奋地对我说：“今儿黑介演电影，吃完饭我带你去看！”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电影”这个词，根本不知为何物！但根据父亲的神色和语气判断，既然能“看”，应该是个好看的东西。
吃完晚饭，母亲还在刷碗，父亲便背上我往村子的西面走去。印象中遇到了好多同去看电影的人，有的拎着马扎，有的扛着板凳，相互间打着招呼。
趴在父亲背上，望着黑黢黢的天空和街道两旁同样黑黢黢的房屋，我问父亲：“咱们去哪儿看电影啊？”
“去西大院儿，在那儿演！”父亲歪着头对我说。
西大院儿，我知道那是村大队部所在的地方。我家住在村子东头，大队部所在的西大院儿却在村子最西头。每次村里召开社员大会都在那里。多次听父母说起，西大院儿不光有大队部，还有磨房、皮房、轧花房、地毯厂，还有马场，养着好多大马。那里我虽然没去过，但在我小小的脑壳里已经多次出现过。那时我想：既然叫西“大”院儿，比我家和叔叔家的院子肯定大好多，应当跟我们生产队的场院差不多吧！
记得父亲背着我走了老远的路，没有去西大院儿，而是到了我大姑家。大姑家的大表姐和二表姐每人拎着一个马扎，正准备去看电影。父亲把我从背上放下来，笑着对她俩说道：“你俩带着你弟去看吧，散场后我在西大院儿大门口等你们！”
大概由于我们两家住得较远、平时很少见面的原因，两个表姐见了我非常高兴，便欣然同意了。她俩牵着我的手，说笑着随着人流儿向西大院儿走去。
进了西大院儿，我的眼睛就不够用了。只见院子里高高的木杆上，挂着几盏带着灯伞、发出白亮亮的光的电灯。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电灯，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在电灯光的映衬下，院子四周远远的有一圈略显低矮的青砖房子，整个院子显得空旷巨大；院子里的杨树，显得非常高大，像是要挨到天上的星星。
再往里面走，便看到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伸着一条“胳膊”、提着一个“圆盘”的机器。机器边上也亮着一盏电灯。前面不远处挂着一面大大的、白白的布帐子，旁边还有一个大喇叭。人们聚集在布帐子前，叫喊着，拥挤着。由于我太小，大表姐便抱起我，拉着二表姐往里挤。刚挤到靠近中间部位，大喇叭响了：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不要挤了，也不要嚷了。电影马上开演！电影马上开演！”
人们很快安静下来了。这时电灯突然灭了，就见从机器里射出一道光束，照在前面的布帐子上，布帐子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的四周呼呼地冒着金光，还有刺耳的音乐响起。接着就出现了人在上面走动、说话……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新奇，也隐隐地有些害怕。两只眼睛看看那台神奇的机器，再看看那面有人活动的布帐子，无论如何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就是我对那天晚上看电影的全部记忆。
因为电影开演不久我就睡着了。这样一来，可就把大表姐给累坏了——她只能抱着我看，二表姐比我大不了几岁，根本抱不动我……一直到散场后，大表姐才在大门口把还在睡着的我交给了我父亲。
多年以后，我问起那次看电影究竟看的什么片儿，父亲说不知道两个表姐也记不得了。大表姐只记得把我交到父亲手里时，没好气地对父亲说：“舅啊，快把我的胳膊累折了！以后再也不会带他看电影了！”
看杂耍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次看杂耍，是我感觉最新鲜，最神奇，也是最刺激的经历之一。只是由于那时年龄尚小，加之时间过得太久，印象并不完整，留在脑海中的只剩了些许记忆的碎片。
那时，我大概四五岁的样子。
记得是一个初夏的晚上。地点在村子西北部、靠近村学校东南角一个低洼的空地上。说是空地，其实那儿稀疏地长着一些树，有杨树，也有榆树。
那天是父亲带我去的。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看看挤不到前面，父亲便领着我，到了旁边不远的一处高坡上。虽说离演出的地儿有一段距离，但居高临下，对整个场景包括演出的和看演出的，一览无余。
演出很是简单。没有搭台子，也没有喇叭和话筒，只是在两棵相距十来米的杨树上各挂了一盏马灯，既能照亮儿，也算是确定了演出的台口。
印象中整场演出只有三个人和一条狗。三个人都是男的，穿着打扮和相貌言谈，与我村下地干活的社员没什么两样。其中有一个三十来岁，另外两个都五十岁上下。那狗，是一条长着黑色长毛、小巧玲珑的土狗。
演出开始后，先是那个三十来岁的人表演口技，很是新奇。先学驴、马、鸟，再学风、雨、雷，最后是推碾子、推磨、马拉车。这个人嘴里发出声音的同时，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相配合，惟妙惟肖。然后，还是这个人表演驯狗。好像是发口令，让那狗立正、作揖，还钻了火圈。记得那狗很乖、很听话。
接下来，是一个五十来岁、略显消瘦的人表演。接连表演了吞铁球、头碎砖、掌断木棍，现场的人们不断叫好，我也觉得非常神奇。
最后，另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上来表演了。这人身材不高，略微有些发胖。他的能耐我觉得太大了。只见他赤裸着上身，先摆好骑马蹲裆的姿势，然后让人在他的身上拧上四五道铁丝。只见他凝神静气，慢慢地肚子鼓起，随着“嗨”的一声大叫，身上的铁丝“咔吧”断开，赢得了人们大声喝彩。接下来的表演更是不可思议。这人还是那个姿势，先前那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拿着一把泛着青光的大铡刀，“嗨、嗨、嗨”地叫着，在他的肚皮上连砍三下，居然仅留下几道白印儿。人们发出“嗷、嗷”的惊呼声。我吓得不敢正眼瞧，只有侧目偷看了。
对那场演出的结尾印象很深刻。还是那个微胖的男人，躺在地上，另外几个人在他的肚子上放上了一个大大的磨盘，现场拉了五六个小伙子登了上去。几个人在磨盘上站着，合唱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演出就散了。
这些年来，对那场杂耍演出，有几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一是，按年代推断，当时应该正值文革最凶时候，村里能有这种演出，有点不可思议；二是，演出地点没安排在村里的大街上，或是靠近村南边几个生产队的场院里，却安排在了既偏远低洼，又不够宽敞的村角儿，也同样不可思议；三是，演出的那几个人，从哪方面看都是我们那一带的，但这么多年一直没听说过，更没有见过。
唉！在那个年代能演得那样精彩，能人啊！
赶庙会
那次赶庙会，是在1970年的初春，即我刚满七周岁的正月十五。
记得那时我住在姥姥家，每天和一伙年龄相近的小玩伴们疯跑。那天吃完早饭，姥姥给了我五毛钱，说：“今天
师素庙会。一会儿你几个表姐还有你的表弟过来，你们一起上庙去吧！”——在我的老家，把赶庙会叫上庙。
“上庙？什么是上庙呀？”我问。
姥姥笑笑，拍着我头说：“上庙啊，就是有好多人，卖什么的都有，热闹着呢！”正说着，姨家的表姐和表弟，还有舅家的两个表姐都到了。三个表姐年龄一样大，都长我和表弟四岁。他们一个个都是满脸的兴奋，拉上我就要往外走。
姥姥拦住我们，对三个表姐千叮咛万嘱咐——什么路上不能总是跑，七八里地呢，要匀着劲走路，不然会累坏的；什么对两个弟弟要寸步不离，不能跑丢，不能走散；什么钱不多，要省着花，不能胡花乱花；什么老爷儿（太阳）快正南的时候就往回走，别磨黑恋晌的，到家给你们煮饺子吃……
姥姥不厌其烦地嘱咐着，三个表姐都使劲点着头，连连说着：“记住了！记住了！”姥姥才挥挥手让我们走了。
一路上的情景已没有丝毫印象。可能是兴奋的缘故，到了师素也没觉得累。只记得满大街都是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街的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货摊。印象最深的有卖摔炮儿、小鞭儿、钻天猴儿的，有卖红红绿绿的冰棍儿的，有卖或方、或圆的芝麻糖的，有卖色彩鲜艳的纸花的……至于别的货摊，则没有多深的印象了。
我们几个人手里都是只有五毛钱，很快就花光了。表姐们每人花五分钱买了一朵自己喜欢的纸花，剩下的钱全买了芝麻糖。我和表弟每人花四分钱买了两根冰棍儿，其余的钱都买了摔炮。
已经记不起在庙会上转了多长时间，也记不起是谁提议往回走的，但对回去的情景我记忆深刻。
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说有笑，高兴异常。我和表弟吃冰棍儿；三个表姐把花戴在头上，也各自吃起了芝麻糖。很快，我和表弟的冰棍儿便吃完了，我们就开始比赛甩摔炮，让表姐给评判谁的响。清脆的摔炮声，伴着欢快的笑声，我们一路走着，满心的幸福，满心的快乐……
归途还未走一半，我和表弟的摔炮就甩完了。表姐们在前面有说有笑地走着，我和表弟则蔫头耷脑地落在了后面。又走了一程，我俩有些无精打采了，和表姐的距离又拉大了很多。慢慢地，我俩就走不动了，又累又饿，疲乏不堪，干脆坐在地上不走了。
记得过了好半天，三个表姐发现我俩没跟上，便急急忙忙跑回来找我们。
后来，是怎么回到家的，也同样记不起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那次赶庙会的记忆和感受，只剩下了长长的路、硬的硌牙的冰棍儿、小巧而脆生的摔炮。再有，就是累和饿。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要数那小巧而脆生的摔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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