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定论 只有一时之论
——重新认识魏忠贤作文史工作前，每看有关魏忠贤的文章，总觉得魏忠贤手段残忍，十恶不赦。作文史工作后，常和同事探讨：魏忠贤真的哪么坏？一点好都没有？一个家徒四壁，农村走出去的文盲，凭啥本事混到权倾朝野，熬到九千岁？“九千岁呀！中国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朝中大臣多是举人、进士、甚至状元出身，绝非无能之辈，魏忠贤如果没有过人之处，重大臣为啥听从他的摆布？
再后来，在网上认识一个叫“山高月阔”的网友，聊天中，我说是肃宁人。他说是魏忠贤的老乡啊，魏忠贤是冤枉的。我说魏忠贤已经定论，再冤枉翻案也没有可能。他说历史没有定论，只有一时之论，历史上翻案的事太多了。我顿时眼前一亮，好个“历史没有定论，只有一时之论！”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浮想联翩。深入了解中得知，他真名叫包瑞，36岁，在北京工作。他出版过两本有关明史的书，一本叫【明月几时有】，一本叫【南明陆沉】。其中【南明陆沉】是历史学家毛佩奇给作的序。毛佩琦，中共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长、工会主席；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百家讲坛》“明十七帝疑案”主讲学者。
毛佩琦老师的“破解历史的未知数 ——《南明陆沉》序”，对我们重新认识明朝后期那段历史、重新认识魏忠贤很有帮助。为此，全文引用如下：
历史是被书写的。我们看到的历史，是记录者能够或愿意书写的那部分。书写者的学养、识见，情感、立场，影响了对历史的书写。由于历史不能重复，后人只能通过前人的记录去了解历史的真相。其实，不同的书写者他们看到和理解的历史是不同的。历史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传达的历史，因此，后人看到的历史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后人对历史的认识都受到历史书写者的左右。
但历史又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真实的，不可改变的。无论人们怎样记录和解读，都不会改变历史真实的本身。而且，历史总会以各种形式来留下它的真实，因此，历史不论多么久远，不论遭到怎样的曲解和掩盖，迟早有一天都会被揭示真相。我们敬佩那些挖开土层直面历史考古者，敬佩那些在浩瀚的书海中历史真相的探寻者。考古者揭示历史真相凭借的是散乱的历史残留物，而历史学者不仅要发现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还要掀开对历史的掩盖，纠正对历史的曲解。南明历史，是一段被广泛关注的历史。一方面，由于大量读物的传播似乎对南明历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的了解已经成为常识，对它们的评价已经成为定论，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已经形成一套固定公式；另一方面，由于南明史事牵扯三朝兴亡，不但重要而且复杂，但记载纷乱，意见歧出，它始终是中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历年来涌现有大量的***和专著，其势头至今不减。一些学者对南明史不断有新的发现，而且对已有的成说和思维定势也越来越感到怀疑。 南明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以前人们对它的论述是公正的吗？山高月阔用他的新著《南明陆沉》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作者用尽可能详尽的史料去恢复南明史的本来面貌，极力不漏过每一个细节，深入社会、深入政局、深入人物内心。有一句话叫做眼见为实。如果对历史的记述概念多于细节，评论多于证据，读者还难免雾里看花。而如今作者用实在的包括具体细节的史实，带你身临其境，亲自观看，那么你得到的感悟可能会更为真切。而也正因为作者更深层次地把握了历史事实，其评论可能更加公正。然而，作者对南明史的观察却是颠覆性的。他拨开迷雾，一扫一切成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对他的一些意见，你可能会感到新奇乃至震惊，但细读他提供的史实和分析，你又不能不颌首认同。对于以明代东林党为主导的关于明史、南明史的解读提出怀疑，作者并不是第一人。而如此全面、系统、明白地阐述，如此仔细地破解其中的未知数，则当首推本书作者。 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大家的历史，每个人都有解读历史的权利。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还原和接近历史的真相是我们永远的目标。人类的智慧是在对未知领域的不断探寻和思索中增进的，人类社会因而发展进步。后人超过前人是不变的规律。对南明历史的更加准确的还原，更加公正的评论，有助于我们对整个明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增长历史智慧。在我们高张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时，对于中华历史的准确了解和公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本书不是学究式的史学专著，虽然它具有学术性。本书平直的语言，和带有激情的娓娓述说，使你感到他就坐在你的对面。也许，你情不自禁地想要插个嘴。这就对了，你也参加进来，一起讨论吧！因为历史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当我们看完了毛佩琦老师的“破解历史的未知数”后，是否觉得天启朝代那段已经成为常识的历史需要我们去还原和接近其真相呢？是否觉得在魏忠贤身上也有好多的未知数需要我们去破解呢？是否觉得对魏忠贤已经成为定论的评价不太公正客观，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呢？要重新认识，就必须先认识晚明的那段历史。首先，众所周知的明朝历史是清朝人写的。因此，凡是历史读物，如果取材明史，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1、美化东林党。因为东林党人在明亡后大批卖身当汉奸。并在后来成了写明史的主力。2、把明亡的责任归结为万历。因为当年万历对东林党的前身不好，而且万历开矿税相当于从把持矿区的东林党前身口袋里掏钱。3、丑化天启是“木匠天子”。因为天启重锤打击东林党。但是这爱打木匠活的天启，却延长了大明的生命。天启亲政后，能保障救灾，没有出现大批流民。通过“铸币案”打击了东林党蛀虫后还改善了财政。4、抹黑魏忠贤，叫其集团为“阉党”。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称之为“阉党”，在人们心里层面上先赢了一招，因为人们心理上都不屑与太监一类人为伍。二是集团的首脑是魏忠贤，而魏忠贤是个太监。其实，魏氏集团的核心并非是太监，中坚力量大都是进士出身。
以上几个特征 就使得我们原来的认识、看法不由自主地受到了东林党人的左右，对魏忠贤的认识自然就会有失公允。因此，我们有必要“掀开对历史的掩盖，纠正对历史的曲解”，有必要还原历史，重新认识魏忠贤。
魏忠贤集团在对待政敌方面故然有其残暴的一面。但是，东林党人对政敌又何尝仁慈呢？“罄南山之竹，不足书其奸状；决东海之波，难以洗其罪恶。伏乞皇上独断于心，敕下法司，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愤。” 天启三年，东林党重要首领之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周嘉谨等人主持京察，翌年二月，公布京察结果，北南两京被弹劾处理的官员达338人，创明朝三百年来之最。即使是不结党的，只要是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合的一概被打入“邪丶党”，赶出京城。大概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
议论封建王朝某个历史人物的好坏，通常说是忠臣还是奸臣，是清官还是***。魏忠贤是忠，还是奸？是清，还是贪？是贤，还是恶？最有发言权的是朱由校、朱由检俩兄弟，因为大明江山是他们朱家的。朱由校病重时“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临死时，让魏忠贤宣召朱由检入宫，“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传》）。朱由校临终嘱托朱由检的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这“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八字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恪谨忠贞”说明魏忠贤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国家大计为重。东林党人说魏忠贤是个大***，可抄其家并没有搜出赃款脏银，更无证据说魏忠贤贪赃纳贿。反倒有不少证据说明魏忠贤时常自己掏腰包赈济流民，为国为民捐资。这样的官，不要说过去少有，就是现在也不是很多。难道我们不可以大胆地说魏忠贤要重新认识吗？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客观、全面。每个历史人物之所以成为人物都有其功与过。功与过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评说。魏忠贤杀东林党人手段残忍是说他坏的主要依据，但他究竟是怎么杀的，为什么杀，当时的背景是什么，要客观地加以分析。正如【明月几时有】中所说：
东林党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平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漂亮的对联，也不能掩盖结党的消极方面。事实上这幅对联是有毛病的，一个人要知所进退，尤其是在工作中要守“本分”，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关心的事不要关心，不能“声声入耳”、“事事关心”。伴随结党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使这些斗争看上去高深莫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际关系。东林党成立以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由于东林党人对政治生态平衡的破坏，威胁到其它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提起“阉党”和东林党，人们常有这样一种印象：一、东林党是文臣，“阉党”是太监。事实上，“阉党”也是以文臣为主，崇祯钦定“阉党”逆案之时，逆案名单共有二百五十八，其中绝大多数是文臣，太监只有廖廖数人，这些文臣也都是学而优则仕的进士、文豪，他们在学术和学位上的成就，一点也不比东林党人差，把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看作是文臣和太监的斗争，是不恰当的。虽然魏忠贤是打击东林的主力，但是魏忠贤在打击东林党时并不孤独，他背后有皇帝和为数不少的大臣。二、东林党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双方参与党争的主力是言官，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以言官为打手，这些言官都以一个看上去崇高的、忧国忧民的议题去掩盖其是在人事上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双方在议题上并没有高低正邪、是非对错之分，只不过东林党人更擅于制造议题，在唱高调方面更胜一筹，但在解决问题，处理实事方面，未见有实质性建树。从形式上看，魏忠贤集团采用非正规司法渠道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毫无疑问是非正义的，但是形式并不能决定性质，我们不能反过来得出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攻击就是正义的这个结论，这场斗争的本质还是权力之争。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天启的昏庸，使得魏忠贤独揽大权，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林党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刷新政治，才起来反对魏忠贤，从而招致了魏忠贤集团的残酷迫害。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结党乱政，不堪使用，天启才不得己任用内臣，而东林党人为了达到控制皇帝，掌握政权的目的，才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目的正如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实质是皇帝对政治集团的处理，很难想象，在没有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下，魏忠贤能够多次动用诏狱和中旨，抓捕朝廷命官，并在狱中刑死。因此，“阉党”的背后是皇帝，也可以说所谓“阉党”就是“帝党”。天启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边境上辽东战事靡烂，败报频传。朝廷上东林党人把持朝政，致力于报仇雪恨，天天打口水仗，不以国事为重。这是有明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局面，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讲，能看懂这两个战场都很困难。这个既无母后保驾护航，又无能臣辅弼，孤立无援的少年天子，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东林党利益集团，除了使用太监，他还能使用谁？因此，天启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使朝政走上正轨。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争最终以“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的惨烈景象收场。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内确有正人君子，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内也不乏蝇营狗苟之人，整日致力于权力斗争。一方面应该看到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是非法的，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人势力很大，遍布于三法司，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足以彻底查办东林党人，铲除东林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使用皇帝直接掌控的诏狱和中旨。一方面要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骨干分子常以在野之身影响朝政，除了肉体上消灭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要看到魏忠贤有泄私愤的成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天启才是东林命运的决定因素。从处理东林党的决心和手段上看，天启比万历更铁血，由此可见天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弄木工的昏君，而是一个铁腕的君主。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魏忠贤“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己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就不能自辞其咎。”这个说法委婉、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这段晦涩历史的最后鉴定。《明月几时有》这本书和毛老师的序言，给我们重新认识晚明的历史、重新认识魏忠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事实证据。可以作为我们重新认识魏忠贤的钥匙，我们何不用这钥匙打开封锁了多年的历史大门，走进去探个究竟呢？ 天启元年，是天启刚上台的时候，这时候，执政的是东林党，大家看好，这时候辽饷合计是四百四十五万六千一百八十六两，田赋就收了四百二十万两，占辽饷的百分之九十五。
然后因为魏忠贤执政，天启二年田赋才一百八十万两，占百分之六十二，三年是百分之七十五。但是在四年的时候又增加到了百分之八十五。问题就出在天启四年上，大家看，三年时杂项是一百零一万两，而到四年时，锐减到五十万两。 如果你记忆还不错的话，四年，正是魏忠贤向东林党动手的时候， 我们不难看出，这时正是由于东林党屡次反扑， 导致了天启决定除掉东林党。 东林党除掉后，天启五年,(这时候杨涟左光斗等六位伪君子已经死了)辽饷是四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八十两，但是农业税丝毫未加，还是三百六十一万两，一直到七年，天启逝世时，辽饷都猛增到了五百四十万两时农业税都是这个数字，丝毫未加。田赋占辽饷的百分比也从四年的百分之八十五，降到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二，六年和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魏忠贤猛增的是盐税，杂项和关税（做生意跨地域运货物要交的钱）。
到了崇祯上台，崇祯启用袁崇焕，(启用袁崇焕的时间为天启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虽然袁崇焕已经很尽力的压缩辽饷了，从天启七年的五百四十万两，压缩到三百九十万两。但是由于崇祯冤杀魏忠贤，东林党重新执政。我们看出来，占最大头的田赋没减多少，而杂项，盐税，通关税却各自减了半。田赋比非但不减反而又猛增到百分之七十七，随着辽东战事逐渐吃紧，又开始增加田赋，终于逼反了农民。天启执政时期大概可以以天启3年为分水岭。天启上台后，面对拥立（东林党人发动的移宫案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宫廷政变）的东林党和自己浅薄的政治实力，天启3年以前天启选择了“和光同尘”（当然也可能是皇帝自己还没有足够政治经验）。天启3年以后，面对已经做大的东林党，天启没有万历走钢丝的水平，扶植新的文官势力（可能也是条件不允许，毕竟自己是东林党扶上位的）。天启3年采用的是他唯一可以走的路：跳出幕后，用魏忠贤联合政治斗争中失势的文官集团压制东林党。与东林党相同，失势文官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有矛盾的，不过因为他们必须要团结皇帝的势力来对抗东林党，所以行事会收敛的多。从幕后跳出来直接与文官集团抗争，天启这手段显然比万历逊色不少，不过至少在政治斗争大方向上天启还是正确的。如果天启不会早亡，明朝挺过小冰河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说，虽然天启对比万历有所不足，但总体上讲还是很不错的。
总之，对比明末的皇帝。万历可以称之为“懒惰”的天才。天启则可以称之为勤奋而优秀的政治家。至于崇祯，是个将自己的国家搞垮，在政治上充当了反面教材的人。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是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点在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为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实际上，东林党是一个以反对征收工商业税为目标团结起来的集团。万历总是能收齐税，也就总是被自称道德君子的东林党人骂为昏君。 在几十年天灾之下，万历朝不但有着万历“三大征”的武功，国内灾民居然还没有大的失控，国家财政居然还实现了盈余——万历驾崩时内库还有近八百万两银子。从这些表现看起来，说万历是昏君纯属造谣诽谤——然而现在的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是明朝的衰落是自万历而始，甚至明亡于万历朝。
再说万历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天启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但天启朝内忧外患，小冰河期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丝毫好转，北方大量饥民食不果腹需要赈济，辽东战事越发吃紧，国库却被东林党搞得越来越空虚。怎么办？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征收工商税的，东林君子们早在天启朝就提出了后来遗臭万年的馊主意：对北方各省的农民加征辽税！幸好，朱由校不是朱由检，他理智地拒绝了东林党的建议，如果按照东林君子们的意见去加征农业税，等不到崇祯年明朝就亡了。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阉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尤其是曾经掌握内阁实权的政治派别，评价他们要看其施政主张以及执政时所实施的政策带来的客观效果。魏忠贤执政时期，重新向江南地区征收工商税，还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让大明朝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与东林党执政后的财政紧张，税收亏空大相径庭——东林党收的税从来就没有收齐过。仅以茶税这一项收入为例，魏忠贤执政时期，浙江一年光茶税就入账20万两白银，大大填补了国家亏空；而东林党执政时期，出现的最夸张的纪录是浙江一年茶税只收到可怜的12两……至于这么严重的偷税漏税是不是因为东林党人在浙江有大量的产业，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东林党对北方农民收税时很凶狠，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时则很温柔，而魏忠贤则是反过来的，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极其凶狠，但对北方，至少受灾省份他们不单不收税还进行赈济。这就是天启朝两大党派在施政纲领上的主要分歧。
从魏忠贤的身份不难分析，“阉党”的真面目是“天启党”——凡是天启不好办，不能公开办的事情，都交给魏忠贤和“阉党”去完成。他们虽然修理东林党，但一些得到天启信任的东林党重量级人物如孙承宗，地位却始终没有任何动摇。这足以证明，魏忠贤动的东林官员，比如杨涟，其实都是天启皇帝想要动的人。——有如此高明的政治手段，对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污蔑之词就不攻而破了。天启皇帝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天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并没有因为专注兴趣就荒废了紧要的国事政。” 魏忠贤是天启的“忠实走狗”，与其说东林党被“阉党”压制下去是因为天启怠政而让魏忠贤操纵，不如说是相反，由于天启不愿意怠政，决定重整朝纲，才坚定地联合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把除了搞内讧什么正经事都不干的东林党踢出内阁，好专心实现他的想法。要注意，魏忠贤固然整人，但他从来没有“矫诏抓人”过，杨涟被处死也许天启不知情，但是杨涟被抓，那是有天启明旨的。诏狱什么意思，没有皇帝的诏书你根本不可能被关进去，所以叫诏狱——有意思的是，根据现在流行的说法，杨涟被下诏狱是魏忠贤矫诏而为，天启被蒙在鼓里。不能不说是受东林党的后裔在写明史时所施欲盖弥彰掩耳盗铃的技俩的影响。
终天启一朝，党争虽然不断，但两股势力客观上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而没有出现任何一党专擅政务的局面。天启遗命表示他在朝中最信任两个人，一个是魏忠贤，“阉党”首脑，一个是孙承宗，东林领袖——一直到死，天启心中的信任天平都没有丝毫倾斜，更谈不上什么“太阿倒持”。
而魏忠贤主要的”恶政“，除了害死几个东林党以外，还是那一套：派太监监察税收，使得文官无法截流中央的财政——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魏忠贤派出矿监税使到民间四处盘剥，搜刮民财以中饱他九千岁自己的私囊。奇怪的是，太监四处横征暴敛，却没有如崇祯朝那样激起北方大规模的民变，只是造成江南商业由于”商课太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衰落……至于说魏忠贤导致“东厂探子遍天下”，要知道东厂的情报人员是谁的耳目？如果你回答只是魏忠贤的耳目就错了，除了木匠活，天启另一大爱好就是听东厂的报告，特别是军情方面的。天启对战争看得很重，可以说无论天启朝的经济政策还是政治政策，其实都是围绕着战争在打转的。无论是恢复工商税还是亲自跳出来压制东林党强行统一朝廷意见，都和天启集中全力打赢战争的决心有关。而事实上，后金的战略活动空间也确实在天启朝被压缩，蚕食得越来越小。天启五年东江军即开始小范围收复失土，辽东战局从防守转成反攻之势，如果天启多活几年，说不定就真能消灭后金集团，最起码也能用粮食封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 是谁挖倒了大明的根基？请看启、祯两朝米价：
天启元年——天启七年， 每石价格 1．53（两）
崇祯元年——崇祯十六年， 每石价格 2．09 （两） 总的看来魏忠贤是加重工商税，东林党加重农税。魏忠贤执政时期米价是低的，杀了魏忠贤，东林党执政时期，米价暴涨。两相比较，是东林党逼反了农民，是东林党挖倒了大明的根基。 朱由检自认为自己会比哥哥高明些，能够驾驭“东林党”这匹野马，为己所用，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但是，他吃尽了苦头。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为了争取民心，免了许多赋税。可是，东林党人的守辽，每年要耗去国库九百万两白银，几年下来耗光了明朝的财政。这些以倡谈儒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也不过是一群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呈上来的奏章大多大话、空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奇谈怪论，国事无补的道德文章。而且朝中党争加剧，相互攻讦，彼此掣肘。崇祯再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他十七年中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都于事无补。至李自成兵围北京的时候了，国库亏空，崇祯向朝臣们借钱，个个都没有了平时激昂高亢的爱国词。是他们没钱？不是。李自成一进京，从他们身上就收刮到七千万。他们是宁可国破，也不肯出钱。 有的东林党人干脆投降了李自成。崇祯在失望之余才想起了他哥哥朱由校临终前对他所说的话：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要在煤山上吊自杀前的第五天，命人秘密将魏忠贤的遗骸收葬于香山碧云寺。
朱氏两兄弟走不同的路，却得出同一个答案，让人深思。
大明朝是要亡的，这没错。但是历史偏偏给人们开了个玩笑：没有亡在魏忠贤那帮“流氓无赖”的手中，偏偏亡在这帮自以为饱读贤圣之书，治国有方的腐儒手中。
历史是不是在给人们一种警示呢？是不是给我们重新认识魏忠贤留下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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