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过孙犁文论《谈印象记》，试写。现趸现卖也。
一
1981年5月，我在北京永定门长途汽车站排队等车。排在头一位的，是个气度不凡的中年人。闲谈中得知，他在呼和浩特工作，是回肃宁县西甘河看望亲戚的。不用问，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那天真烂漫的面容何处去了，那修长的身材呢？三十年前的六年级少年，怎么会一点影子也没留下？留下的，只是个天庭饱满，一身咖啡色西装的，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杨啸了。
二
肃宁城西，有座郭庄高小。建于抗日时期。到建国前夕，已经很有名气，成为方圆十几里的文化中心。
1950年吧，春季始业。从西甘河考来名字不易区分的三名学生：杨瑞增，杨瑞丰，杨岁丰。但时间长了，终于区分清了。那个年龄最小，大眼睛，长眼睫毛，身材修长，比女孩子还俊秀的，就是杨瑞增。
当时的男生都是剃光头，箍毛巾，穿庄稼裤褂，平原游击队的打扮。而杨瑞增和不多的几个人，却留了分头。为这，常受到那些“光头”们的讽刺和攻击：
“外国鸡，外国牛，外国小子留分头！”
学校的西邻，有位郭殿臣老人，或许是村里的教育主任吧？，和老师们处得很好。老人对杨瑞增曾有过议论：
“这孩子像貌不凡。男有女像，必有贵祥。”
当时，我是三、四年级小学生，对高年级大同学之间的事，是记忆深刻，终生不忘的。
三
杨瑞增高小毕业，考入河北银行学校。忘了是什么时候，他给母校寄来一封信。不过是对老师们问候，感谢吧？却轰动一时。
有位傅宾卿老师，讲师道尊严。一年四季，长袍、长衫不离身，整天绷着脸，噘着小胡子，学生们怪怕他的。他的圪垯颜体大字，可与郭沫若相比，古文底子很硬，他评讲杨瑞增的信，说，情真意切，有感而发。又说，杨瑞增没学过《尺牍》，信的开端，程式不对。
傅老师的话，有权威性，有轰动效应。杨瑞增在学生中，有了小名气。
真正使杨瑞增小有名气的，另有原因：这时的他，常写点豆腐块大的诗歌，见于报刊，在保定崭露头角。杨瑞增也变成了杨啸。
四
汽车驶出北京市区，京开路上，几乎遇不见什么车辆，车厢里也安静下来。杨瑞增问我，爱好文学吗？回答是诚恳的：“我爱读孙犁、汪曾祺，但不易找到。我手中，有你的长篇叙事诗《草原上的鹰》，小说《红雨》，还看过《人民文学》上的诗，说的是蜗牛驮着自己的小房子……”
“这是《蜗牛的奖杯》，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就像一位母亲，随意说出自己孩子的生日时辰似的，那么准确无误。
五
1975年秋冬，我因公驻河北师大半年。电影《红雨》正在石家庄首映。那带豫剧韵味的主题歌，便飘荡在石家庄大街小巷，且久唱不衰。
想起这事，我便趁这机会请教：
“你生于河北，工作在内蒙。怎么《红雨》的主题歌却是河南味？”
“《红雨》的导演崔嵬，是山东人，却喜欢豫剧。老前辈了。我尊从他的意见。再说，河南韵味，也非常好听呀！”
六
我问：“浩然的情况如何？”
“那个非常时期，《金光大道》、《艳阳天》充满书店，只此一家。这种局面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浩然人品好，不会出事。目前，浩然的创作仍很活跃。他的生活源泉在京东。我曾几次同他到京东农村采访。我俩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红高梁、黄谷穗夹峙的大道上，就像拉力赛，可带劲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部农村题材的《苍生》问世了。作者便是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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