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肃宁武垣城的君子馆砖 肃宁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肃宁境出土的一件宝贝跟大文豪鲁迅扯上关系，这宝贝就是君子馆砖。鲁迅先生在1924年9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齐寿山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砖一块，阔角不损字，未定值，姑持归，于下午打数本。”（《鲁迅全集》卷十四·《俟堂专文杂集》） 这块来自肃宁人家的君子砖，角损而字不损，大文豪一见，如获至宝，竟然不计价钱几何，“此宝归我！”抱回家便急急地打了拓片数本。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肃宁人苗夔（字仙露）曾将一块君子馆砖赠与一个叫李联牓的人。李联牓写了一首诗《题六君子砖拓本》，在诗后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此砖初出在肃宁某秀才，许仙露以汲古阁本《十三经》易之以赠。余乙亥（1839年）冬旋里，留置京师书簏（lù 竹箱）中。庚子（1840年）羁滯济宁，未获北上。辛丑（1841年）二月始入都，启箧（qiè 箱子）索之，则以为人窃去。岂余陋忘不足以有此砖，毛公（指毛苌）有灵故使失去邪！由是辗转于怀，通宵不寐者累日。适仙露在都，深相劝慰，许为更觅一方。不知何日能果此缘也！壬寅六月瀚记。”翻译一下这段话：这方砖，原本为肃宁一个秀才所拥有，他答应苗夔，如果送人的话，必须以汲古阁本《十三经》相交换。我这才得到了这方来之不易的君子馆砖。乙亥年冬天我回老家，把这方砖保存在了京师家中的竹箱里。没有想到，庚子年因事阻隔，无奈滞留在济宁，没能及时回到京城。辛丑年二月，我才回到京都，打开竹箱一看，发现那方砖已经被小偷偷走了。是不是因为我的疏忽大意不足以让我拥有这方君子馆砖，还是毛苌公在天有灵，故意让我失去它？由于失去它，使我久久不能释怀，茶不思饭不想，通宵达旦不能入睡已经好多天了。没想到，苗仙露此时正在北京，他百般劝慰我说，再想办法找一方送我。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有这样的机缘啊！由此不难看出，李联牓因为不慎丢失了视为珍宝的君子馆砖，懊悔，苦恼，渴望再得一方的急迫心情。李浚之（1868—1953），号响泉，清末画家、美术家，山东宁津县田家乡（现属杜集镇）曹塘村人，祖籍山东即墨，自明朝初年迁居宁津县。李浚之的舅父是大名鼎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其妻是肃宁人。他一生酷爱金石。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顾问，著名金石、书画鉴赏家、美术教育家、书画家。1933年，李浚之对君子馆砖进行了研究考证，将各地名士为汉君子馆砖题写的诗文集成一册，编辑出版了《君子留真谱》。该书由刘春霖题写书名，书内收录了杨钟义、苗学植、祁寯藻、何熙绩、何绍基、张穆、黄爵滋、胡焯、端木国瑚、曾国藩、高继珩、莫友芝、杨息柯、王树枏等歌诵汉君子馆及君子砖的诗文。 同治年间，《畿辅通志》编修局设于古莲池书院钓鱼台（注：《肃宁史话》曰“课荣书舫”）。同治十一年（1872），肃宁知县王君将君子馆“君子长生”砖拓本送畿辅通志局。陈鼐（溧阳人）及编修们见字惊喜万分，触景生情，遂将“钓鱼台”额易名为“君子长生馆”。当时的肃宁县太爷说什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君子馆砖的拓本竟有如此魔力。 苗夔，发现君子馆砖第一个人
发现君子馆砖的第一人是肃宁人苗夔，时间是清嘉庆庚辰年，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有诗序为证：李联牓（同“榜”）在其诗《题六君子砖拓本》的序中写道：“君子砖，汉河间献王为博士毛公筑君子馆所埏（shān 和泥制作陶器）填也。嘉庆庚辰，肃宁苗仙露学植于县城东南十余里拾得之。其地即河间国故址。”汉隶巍然手抚摩，力追程邈（miǎo）夸萧何。土华晕碧苍苔窠[kē]，花纹龟背15044（páng 《說文》 溥也 溥泛：普遍，广泛）骈罗。
——清人陈方海《记有余斋文稿》：“肃宁苗学植藏古砖一枚，有文曰‘君子’，携至京师，嘱余为铭。肃宁为汉河间国地，砖盖献王宫中物也。献王修学好古，被服儒术，四方髦秀不远千里。筑日华宫二十余区，中有所为君子馆者，赖兹故物为佐证焉。”——“砖为河间献王物，西汉已逾二千年。······肃宁古属河间国，仙麓明经偶然得。献陵唐瓦同赋诗，时称砖祖无愧色。”（李浚之《君子留真谱·河间君子馆砖》）
需要说明的是，苗夔所得君子馆砖，没有出自河间县境和献县境的记载。
君子馆砖多出自肃宁
——广文旧官河间学博时，与刘子重、广文同官肃宁，约共搜访，子重得六砖，其一系“日华”二字，五皆“君子”；予得三砖，皆“君子。”（孙殿起《琉璃厂小志》）
——庠生刘溯，主讲毛公祠（注：肃宁武垣城有毛公祠）畔，又得‘君子馆’砖三。（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 卷之三） 武垣城有君子馆、日华宫 、毛公祠
相传，《诗经》出自孔子弟子子夏，辗转传于赵国人荀况，荀况传于毛亨，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灿灿生辉的文学宝典，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秦汉时期，《诗经》虽遭受秦火焚毁，但由于学者的讽诵，至汉复得流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而简称齐、鲁 、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武帝时已立学官，毛诗晚出，未得立。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为今文。其后三家诗亡，独毛诗因家传得大行于世。 武垣城出土的“君子长生”砖、“日华宫”砖、“君子馆”砖，即是武垣城曾有君子馆、日华宫的物证。 诗经村的由来 诗经村，《河间县志》载：先秦典籍毁于秦以后，西汉博士毛苌在此授《诗经》，因而取名诗经村；君子馆，《河间县地名资料汇编》载：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前156－前141），汉博士毛苌讲学的地方，河间献王刘德曾在此设“招贤馆”，以此取名“君子馆。”史料似不曾有“招贤馆”的记载。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所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清·方朔撰）载：
惟旧阅《河间府志》中载，“毛苌墓前，曾得石志，有明道於君子馆设於诗经村之语。可见献王诸博士，皆居是馆。” 此语句似不通，究竟是于君子馆设诗经村，还是君子馆设于诗经村？作者想说的可能是后者。那么诗经村的君子馆和如今河间市的君子馆村有没有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谜待解。
鉴于武垣城出土有君子馆砖、君子长生砖、君子大吉砖、日华宫砖等实物，笔者有另一种推测：毛苌在武垣城授《诗经》时，“课本”无疑成了最紧缺的东西。或当时的诗经村有能生产木简或竹简的能工巧匠，承揽了此“活儿”。因为收入好，诗经村的人们竞相效仿。后来，武垣一带有钱人家的孩子学《诗经》的越来越多，对《诗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该村成了生产《诗经》教材的专业村，于是便有了诗经村之称。
中国历史上早有发现秦以前的竹简的记载。公元前164—141年汉景帝时，鲁恭王破曲阜孔子故宅，就发现了《尚书》、《礼记》等竹简。 据《文物》1984年第八期报道：“1977年春，安徽省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大队平整土地时，于双古堆发现了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史记》作夷侯灶）的葬墓。随葬物中有竹简散乱粘结。······中有用隶书写成的《诗经》170余条，有65首《国风·小雅》篇什残句。”夏侯灶，夏侯婴的儿子。夏侯婴（？－前172）即汝阴文侯，又称滕公，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他与刘邦是少时的朋友，跟随刘邦起义，立下战功，后封为汝阴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子夷侯灶立，七年卒。”据夏侯婴的去世时间推断，夏侯灶葬墓中的竹简的葬入时间约在公元前145年前后。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刘德因好古，把秦焚书坑儒后幸存下来的旧书，令人重新抄好，用新书换旧书的同时，还送人家金钱和丝织物，以这样的办法搜集了大量“七十子之徒所论”的古书，其数量和朝廷搜集的不相上下。这就难怪他要建日华宫二十余馆（而君子馆只是其中之一），请数百人为其抄书了。且同一部书不可能只抄写一部。试想，这需要多少高质量的竹简、木简啊！所用原料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呢。原本生产《诗经》竹简、木简的诗经村，此时更加热闹非凡名声在外了。在中国古代，受教育是富家子弟的权利。诗经村渐渐富裕起来，村里的人们便有了送子女读书的要求，建个君子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诗经村的名字流传了下来，直到如今。所以笔者认为，今河间市的诗经村是《诗经》教材——竹简、木简的生产基地，似更可信。而其在诗经传播中的作用，可能不比毛苌差。 一个误区
“河间有君子馆遗址，姑见于《金史·地理志》。《苗夔墓志》亦言，尝得汉君子馆砖于河间城外。《畿辅通志》谓馆在肃宁境，其说不确。盖君子馆为日华宫内二十余馆之一，皆河间献王所筑。”
先看《金史·地理志》的记载：
《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地理中：“河间府······户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一。县二、镇三：河间，倚，有滹沱河、君子馆，镇三：束城、永宁、北林；肃宁。”其中确有河间县有君子馆的记载。但不能因肃宁没有君子馆的记载，即武断地以此为据否认肃宁曾有过君子馆的史实。《三辅黄图校释》的作者犯了不该犯的逻辑错误。这种逻辑错误的根源是他不了解苗夔等发现君子馆砖的地点在肃宁的武垣城。
清·叶昌炽曾有《咏刘位坦、铨福父子诗》：“河间君子馆砖馆，厂肆孙公园后园。月老新书紫云韵，长歌聊为续梅村。”因诗中有“河间君子馆”，即有读者望文生义，认为诗中刘子重所得“君子馆砖”出自河间县的君子馆，这是个错误的。（请注意下引文的黑体字）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所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清·方朔撰）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二字，予旧得榻本二：一於道光乙巳，得之都门琉璃厂市上，旁有苗学植（注：即苗夔苗仙露）小印，知为苗仙露明经旧藏手拓；一於咸丰丙辰访谢心如舅岳於大名县任，因见高寄泉、广文、珩继於学署，得其手赠拓本。是时出三砖见示：其二砖，阳文凸起，中隔二画，与苗本不大相远；其一砖字已泐尽，存其影，侧面方花纹全在。予询广文，广文云，是其旧官河间学博时，与刘子重、广文同官肃宁，约共搜访，子重得六砖，其一系“日华”二字，五皆“君子”；予得三砖，皆“君子”，其一字面尽泐者，以村人不知爱重，砌为灶台，年深日久，磨蚀殆平尔。”刘子重，即铨福，号白云吟客，是刘宽夫的儿子，清人，官至刑部主事；刘位坦，字宽夫，清大兴（今属北京市）人，道光五年（1825）拔贡，官至湖南辰州府知府。刘铨福所得6方君子馆砖，是他在河间府任学博这一官职，与“广文同官肃宁”时“约共搜访”得到的。写到这里，也不用笔者再解释什么了。而在《君子留真谱》中，误把河间府为河间县的也不乏其人，写《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的清·方朔和莫友之就是其中的两位。
附1：君子长生拓片图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所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清·方朔撰）载：
“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二字，予旧得榻本二：一於道光乙巳，得之都门琉璃厂市上，旁有苗学植小印，知为苗仙露明经旧藏手拓；一於咸丰丙辰访谢心如舅岳於大名县任，因见高寄泉广文珩继於学署，得其手赠拓本。是时出三砖见示：其二砖，阳文凸起，中隔二画，与苗本不大相远；其一砖字已泐尽，存其影，侧面方花纹全在。予询广文，广文云，是其旧官河间学博时，与刘子重广文同官肃宁，约共搜访，子重得六砖，其一系日华二字，五皆君子；予得三砖，皆君子，其一字面尽泐者，以村人不知爱重，砌为灶台，年深日久，磨蚀殆平尔。
予玩各砖之文，浑古简劲，皆在篆隶之间。西汉石刻，世不多见，自来收藏家，宝重莫过孔庙之五凤二年刻石。献王为汉景帝於德，封于景帝前二年，薨於武帝元光五年，下距五凤将及百年矣，是刻可贵，此砖不更可贵耶？
案三辅黄图：河间献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三十余区，以待学士。子重广文所得日华二字砖，当即此宫所用；君子馆当即三十余区之一。
惟旧阅《河间府志》中载，毛苌墓前，曾得石志，有明道於君子馆设於诗经村之语。可见献王诸博士，皆居是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诚如汉书所云；然而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又宜孟坚一再咏叹，称之不置也。予见各砖子字末笔，皆左偏斜直，王子梅贰尹有一拓本，乃先右曲复左上，又下曲，委婉稠叠，如钩之折，又系双钩，不知何人所藏。所惜日华二字，予未得其拓本耳。
君子馆，闻在河间府北三十里堡左右，至今尚沿其名；他日北上，当枉道以寻之。
花松岑冢宰师曰：前见小东，以此二字，摹制信函，喜其古雅宜人，初未见其拓本也；今阅此本，更阅此跋，弥增环丽矣。然非贯穿西都掌故，何能臻此！宏我汉京，殊深欣服。
王子梅大令曰：旧藏君子馆砖拓本二纸：一为仙露赠，一字皆双钩。子字末笔勾如弓者，许印林所赠，云亦仙露贻者。砖文双钩者甚希，而子下多一钩，篆隶古法，亦罕见。印林有六君子馆砖拓本，一幅题跋亦详，当函属钞寄，以备君续考也。”（枕经堂跋）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书画题跋汇编》（方朔，生平不详。）
附3： 毛苌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取自明吕维祺编崇祯刻本《圣贤像赞》
毛苌 毛苌，赵人。初，鲁有大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至苌治诗尤精，是为小毛公，以诗授同国贯长卿。苌为河间献王博士。是时，言诗者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未得立于学官。后三家皆废，而毛诗乃大行。东汉郑众、贾逹并传之马融，作《训传》，而郑康成更为之箋。苌官至北海太守。 按:：班书言，毛公，赵人。而不言河间。然考河间一郡，在战国时，燕、齐、赵实兼得之。《史记》：赵惠文王取齐昔阳，为今故城县地；又言，赵与燕鄚易，是今之任丘，亦赵地；又，班书以董仲舒为广川人，而《儒林传》复云，“于赵则董仲舒，董本广川。”而亦云，“赵愈可证，河间之必为赵地矣。”至汉文时，赵幽王弟遂为赵王，而别分赵河间地，以封遂弟辟彊。是汉初，河间实属赵国。班称，苌以诗授同国贯长卿，不去（云）同郡而曰同国，正欲书苌为赵人同一例。旧志不载苌于人物，今增入，复辨于此。 摘自《大清一统志·卷十六》
《河间县志》第718页记载：“汉毛公墓，即汉博士毛苌墓。在今县城北三十里铺（今三十里铺初级中学所在地），一说毛精垒亦是此墓。”又载：“毛精垒，据旧志载，系埋葬毛苌衣冠地方。”
附4：日华宫 日华宫，河间献工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甚薄，不逾宾客。 直按：本段与《西京杂记》卷四文字完全相同。《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十一云：“献县南三十五里，有河间献王日华宫故址。”又同卷云：“河间县西北三十里，有君子馆故址。引《肃宁县采访册》云，县治东南十里，有武垣郡城。邑优贡生苗学植，博学好古，谒毛公词，得砖一枚，上刻‘君子’二字，古茂闲雅，汉隶体也。其后庠生刘溯，主讲毛公祠畔，又得‘君子馆’砖三。嗣是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字样。楛此，则馆与毛公祠，均应在武垣故城，当隶肃宁境。” 又按：河间有君子馆遗址，姑见于《金史·地理志》。《苗夔墓志》亦言，尝得汉君子馆砖于河间城外。《畿辅通志》谓馆在肃宁境，其说不确。盖君子馆为日华宫内二十余馆之一，皆河问献王所筑。“君子”二字，翟云升《隶篇》中，摹有原文。余昔在友人白集武处，见有大兴刘位坦所题君子馆及日华宫两砖拓本，“君子”二字为古隶书，“日毕”二字横刊，钝为篆书，与开母庙石阙相似。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 卷之三
附5：
河间献王赞 司马光周室衰，道德坏，三帝五王之文飘沦散失。秦置不省，重以暴。秦害圣典，疾格言，燔诗书，屠术士，称礼乐者谓之狂惑，述仁义者谓之妖妄，必薙（同“剃”）灭先圣之道，响绝跡灭，然后慊其志。唯有好古君子，心诵腹藏，壁扄（jiōng闩门）岩镌，济秦之危以通于汉者，万无一二。汉初，挟书之律尚存；久虽除之，亦未尊录，谓之余事而已。则我先王之道奄奄其不息者无几矣。河间献王生为帝子，幼为人君。是时列国诸侯，苟不以官室相高，狗马相尚，则裹奸聚滑，僭逆妄图。惟献王厉节治身，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较实取正，得周宫、左氏春秋、毛氏诗而立之。周礼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诗，最密左氏，与春秋为表里，三者不出，六艺不明。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yì.死）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且夫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公贵人不好奢靡而喜书者，故鲜矣。不好浮辩而乐正道，知之明，信之笃，守之純，而行之劲者，百无一二焉。武帝虽称好儒，好其名而不好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是以好儒愈于文景，而德业后之，景帝之子十存四人。栗太子废而献王最长，倘若尊大义，属重器，用其德，实其志，无神仙祠祀之颂，宫室游观之费，穷兵黩武之劳，赋役转输之弊。宜其仁豊义洽，风移俗变焕然，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文景远矣。嗟乎！天实不欲礼乐复兴耶，抑或四海之不幸而已矣！ 《畿辅通志·艺文志》卷之第四一二卷
